构建共生的全球支付产业链

时间:2016-11-29     作者:马近朱     来源:金卡生活

中国支付行业mpos机行业要借走出去的宝贵机遇,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作出贡献,为国家争名利,成为全球金融界的一股清流。

2005年至今,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范围内的贸易量大增,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全球价值链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财富总量迅猛增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但是,在25个全球发达经济体内,三分之二的家庭实际收入未见增长,甚至出现下降,而2005年前的十年间,仅2%的家庭出现过这种情况。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某些群体,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蠢蠢欲动。政客们为了选票,积极附和这种思潮,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相互间频繁设置贸易壁垒,反全球化愈演愈烈。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的政客以及精英群体正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这注定了他们制定的反全球化政策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甚至难以为继。 

全球化浪潮下平台型企业依托技术创新迅猛发展

全球化何以对全球整体发展有利,却独独伤害了发达经济体的部分阶层?除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外,科技创新引发的破坏性变革也是重要因素。科技创新的发展被全球化不断放大,发达经济体首当其冲。成长于美国本土的在线平台企业,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借助平台特有的网络效应占领包括本土在内的全球市场,获取比其他企业高得多的用户数和利润额。统计数据显示,谷歌的日搜索量高达40亿次,几乎控制了全球搜索活动的69%;谷歌还和苹果一道,向全球90%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脸书的月均使用人次超过中国人口总数;亚马逊则占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云计算市场,其云服务部门仅2015年一年的业务增长量就超过50%。目前,这四家公司的市值排名都高居全球前十位以内。

平台型企业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市场供需要求,将注意力从注重生产效率的供给侧转向造就网络效应的需求侧,不断以技术创新造就边际报酬递增,驱动企业成长壮大,再以全球化为抓手,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只要是有互联网的地方,他们的业务量就得以成千上百倍地增长,善用投资入股和兼并收购等资本运作方式,又进一步加速了他们业务版图的扩张,自然而然地成为信息技术时代的跨国巨无霸。当前,人民币已正式进入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性货币,为中国支付业的全球化打开了的机会窗口。

中国支付业要知己知彼,既要洞悉国际平台型企业的全球化运营策略,又要准确把握自身全球化的发展定位,充分发挥既有平台优势,在遵守展业国家和地区规制的前提下,积极构建共生的全球支付产业链。

熟知国际平台型企业的全球化运营策略

国际平台型企业的全球化运营具备两大显著特点。一是采取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式,降低应缴税款。企业通常会创建一系列控股公司,将资产放置于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控股公司再将分公司、子公司设在税收较高、监管较严的国家和地区,造就层叠状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架构。自2000年以来,通过这种公司架构安排转移的资金总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总量的30%2012年,英属维京群岛成为世界第五大FDI接收国,FDI流入总量高达720亿美元,英国本土的经济总量是维京群岛的3000倍,同年的外资流入量也不过460亿美元,完全无法跟前者相提并论。荷兰和卢森堡等国也由于低税率而成为FDI的集中流入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调研结果表明,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100家企业,每家旗下平均拥有20家控股公司,这些公司端坐于复杂的控股、部分控股、共同控股的链条顶端。其中,又以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国际平台型企业最为复杂,它们大多采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和控制权倒置(inversion)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率间游走,寻求利润的最大化。谷歌在2007-2009年期间,将美国本土以外的利润转移至百慕大、爱尔兰和荷兰,将实际税率降至2.4%。但这种做法也有法律风险,如苹果公司在过去十年内,利用同爱尔兰的协议,通过特别的公司架构安排,对美国本土以外的收入和利润实施了转移,20168月,欧盟委员会要求爱尔兰对苹果征收高达130亿欧元的税费。控制权倒置则表现为,利用兼并收购,变被收购方为名义上的总部,减少应缴税款。

二是对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进行游说(lobbying),这种方式也成为此类企业的业务重点,所耗资费往往占公司总成本的70%。通过游说,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等关键机构的支持,在行业立法和规制等方面占得先机,享受政策性红利。

支付业是典型的平台型企业,熟知和掌握全球平台型企业的一系列既有运作策略,最大化网络效应和企业利润,对中国支付业的全球化有重要意义。  把握中国支付业的全球发展定位。

支付产业链较长,参与方众多,不仅包括商业银行、银行卡组织、支付机构等传统参与方,还集合了电信运营商、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兴跨界机构。就目前全球支付业的发展现状来看,银行卡组织仍是支付产业链的核心机构和主导者,拥有银行卡清算品牌,负责制定清算标准体系和业务规则,协同支付产业链上的各参与方入网,实现银行卡的规模发行与广泛受理,提高银行卡交易处理和资金清算的效率。它既为持卡人和商户提供了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务,又解决了平台两端机构的协调、谈判成本问题,最大化自身的发展价值。考虑到特定品牌的银行卡与该银行卡组织的清算技术标准紧密关联,包含整套交易信息传输、资金清算、差错处理、纠纷解决等技术规则,具有较强的专属性,因此不论是商业银行发卡,还是商户和支付机构受理带有特定银行卡组织品牌标识的银行卡,都是对该银行卡组织标准体系的采用。

品牌不仅是银行卡组织的商标,更是银行卡清算业务的核心,这表明某张银行卡及其交易遵循由该银行卡组织制定的清算标准和业务规则,也代表了由该银行卡组织为银行卡交易提供一系列服务,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及标准化属性。依据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企业为统一技术标准、提高经济效益而形成的卡特尔(Cartel)是合理的,受反垄断法的豁免,银行卡组织正是这一类可豁免的合理化卡特尔。

因此,中国支付产业链在全球化过程中,要牢牢掌握并使用好这一全球通行的法律规则和竞争法治,围绕自有的民族品牌卡组织,齐心协力,抱团出海,最大化支付业的网络外部效应,以期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的益处,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国际品牌银行卡组织平起平坐,获得同等发展壮大的权利。

构建共生的国际支付产业链,扩展中国支付业的全球版图

科技越发达,社会越进步,企业的市场行为成本就越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营造出“大小机构平等”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同权”的良好氛围,使得各类组织都能做到协同发展、共生共荣。十多年来,商业银行、银联体系、BAT和电信运营商等支付产业链参与方,以博弈合作构建起完整、协同、共生、覆盖全国的支付产业链,并在与支付相关联的电商、物流、社交媒体等领域开辟了许多崭新的战场,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在国内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支付业进入全球支付产业链分工、提升自有支付品牌含金量,向世界讲好中国支付故事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支付业一是要以国际通行的平台型企业运营法则,协同全球产业链上各类企业和组织,以网络效应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不仅要同国际卡组织、大型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国际电商平台等话语权较大的机构形成合作,还要注意并购一批具备较强科技金融基因的初创企业。二是要和国际同业一道,在中国支付标准走出去、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现状下,参与制定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兴业务的全球标准,尝试达成各种类型的全球协议或地区性协议。三是要因地制宜,在展业国家和地区提供多元化雇佣方式,向当地输送更多就业机会。四是要顺应当前世界一些经济部门和领域“虚拟化”(virtualization)和“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同步并发的潮流,推动扮演行业领头羊角色的企业跻身全球经济制高点,进入跨国巨无霸行列,获得与展业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制制定者谈判的地位,跟随型企业则要配合领头羊企业,认准自身定位,发扬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支付业全球化中找寻新商机,快速成长壮大。

总而言之,中国支付业要借走出去的宝贵机遇,顺时而动、加紧布局、做大做强。既要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作出贡献,为国家争名利;也要在反全球化思潮中开辟一条中国道路,成为全球金融界的一股清流,化中国思维于全球治理,积极致力于推动全球化进程,为人类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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